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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早期流行的禅法中，除四禅外，尚有“四无色定”，是构画“三界”中“无色界”的禅定基础。“四禅”、“四无色”合称“四禅八定”；如果加上“四无量”，即是汉魏两晋期间广为流行的“十二门禅”。然而影响最大的禅法乃是被称为“二甘露门”的“数息观”与“不净观”。此二门都属“观身”范围，进一步扩大则为“八背舍”、“十一切处”等，传说的达摩“壁关”，就属于这类禅法。与“观身”相应，尚有专以“观心”为务的禅法，在南北朝以后由为盛行，传说达摩或神秀即撰有《观心论》，到了北宋，围绕“观心”问题，天台宗还曾发生过重大争论。观身、观心，又都属于“四念住”的范围。“念住”即思想止于一处，也是注意力集中的意思。有不少佛典对此作专门的记述。在大乘佛教特别标榜的禅法中，以观佛与悟理并行为主要内容的“般舟三昧”、“首楞严三昧”最受欢迎。由于大乘教理繁多，所倡三昧也多；几乎每部经典都有自己独特的一套禅法，所以它的三昧不可胜数。 总结这些禅法的基本功能，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是“对治”。对治心绪波动或心地暗昧，对治世俗欲望和情感，对至种种令人不安的烦恼等。这类功能，后来被集中包括在“五停心”内。第二是用于觉悟佛理，生长佛智。所谓四谛、二无我、性空、妙有等，据说都得靠禅定证得。第三是获取神通，并成为由释迦崇拜转向多佛崇拜的桥梁；不但构画世间三界，而且观想出世间的种种佛国净土，成为净土信仰的心理基础。 二、禅宗是一种社会运动 禅，作为一种宗教修持，为中外一切佛教派别所奉行。禅宗则是中国特定历史的产物，是对佛教，包括禅在内的全面革新，具有社会运动的性质。就保存和发扬禅的本义而言，天台宗远比禅宗要多得多。现在国内外谈禅者，忽视天台宗，是一个绝大的误会。 禅在中国佛教中的传播，大都与“智慧”结合一起，汉魏之际有所谓“禅数学”，即“定慧”双运，南北朝以后多讲“止观”兼行，成为隋唐诸大宗派的共性。起自两晋，也出现定慧相互分离的倾向，梁、唐、宋三种《高僧传》均设“义学”和“习禅”二门加以区分。实际上，这种区分是相对的，即使以“禅师”命名的高僧，也没有离开慧学的指导。真正将禅独立出来，用以统摄佛教一切法门的，当始于以修禅的名义聚众流动的僧团─即禅僧团的出现。 据《十二头陀行经》记，佛“与八千比丘、菩萨万人，皆着衣持钵游行乞食，食已，至阿兰若处加趺而坐”，这可以说是禅僧团的经典模型：聚众、游行、乞食、坐禅。这种模型的禅僧团，在中国最早出现于东晋晚朝的北方。姚秦时□宾僧人觉贤，聚徒数百，在长安街头行禅，与鸠摩罗什门徒冲突，后来被摈南逃。觉贤再西域时有弟子玄高，曾隐居麦积山，从其学禅者百余人，不久被河间王驱至河北林阳堂山，再次聚徒三百，受到北凉沮渠蒙逊的崇敬。及至北凉覆灭，被北魏贵族迎入平城，“大流禅化”，最后为拓跋焘所杀。这类禅僧团居无定所，聚散很快，几乎全都受到过官方和官方僧团的迫害。表面原因是灵异炫世，所以忘显“灵异”，也就成了禅者的一大禁忌。 被禅宗推为东土始祖的达摩和二祖慧可、三祖僧璨，也以“游化行禅”为特点，当是这种流动的禅僧团领袖之一。关于他们的经历，可靠的记载极微，但有三点比较清楚：第一，不再以“神异”聚众，改以四卷《楞迦》授徒─持经诵经是当时僧侣合法化的重要标志；第二，他们的禅法，受到寺院，特别是上层僧侣的非难，所谓“闻其定法，多生讥谤”，“文学多不齿之”，更有直接指斥其禅为“魔语”者；第三，达摩与慧可，传说或被置毒身死，或被“非理屠害”，总之，也是受到官府和僧侣上层的双重迫害而不得善终的。所以到了僧璨，不得不转而南下，进入皖南活动。 这类流动的禅僧团，不为官府承认是普遍的。北魏曾屡次下□，严禁僧侣“游止民间”、“游涉村落”，被称为“浮游比丘”，实即流动的僧侣团。他们的数目有多少，规模有多大，已不可考，但其成为社会安定的一种危胁，是所有统治集团都以感觉到的。自公元四七三到五一七年的四十多年中，北魏有史记载的沙门造反事件即有八起，矛头主要指向寺院，其中“浮游比丘”是造反的主力。 造成游僧的直接原因，是寺舍的数量容纳不下僧侣的数量。据《魏书?释老志》，北魏全境，四七七年有寺六千四百七十八所，到五四三年，增加到三万有余，不到六十年，达到原有寺院的四倍半，速度不可说不快，而僧尼的人数则由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剧涨到二百万，增加了二十多倍，速度更快。因此，有寺可居的僧人是绝对少数，经常有一二百万人总是处在流浪和逃亡中。这就是僧侣团的群众基础。 僧侣队伍如此迅猛扩大的本身，反映了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其中主要来自北魏开始突出的、一直到初唐依然严重的流民问题。流民产生的原因很多，天灾人祸都有，主因是聚敛过度，战乱频仍。坠入流民行列的社会成分异常复杂，大部分是破产和逃避的赋役的农业人口，也有不少在权力斗争中失败的上层贵族和官僚士大夫。他们中不愿冒险造反的那部分，大都流为僧人。因此，流民乃是游动禅僧聚散不断的源泉。 北周毁佛似乎是一个偶然事件。就其勒令还归编户的僧尼三百万说明，仅仅人口流失一项，也使社会无法继续承担下去，因而毁佛又有其必然性，对佛教的直接影响，是僧尼大规模逃匿。他们多进入山区，而北方的山地，缺乏养活人众的基本条件，南下谋生，则愈益成为最佳的选择。南方可垦的荒山既多，统治者力又难及，是禅僧聚众定居、生产自给的理想地区。隋代统一，人民喘息未定，即再遭劫难，直到唐初，战乱依然彼伏此起。产生流民的社会条件未变，流民转化为禅僧的运动不止；禅僧的生存条件日趋艰难，涌向南方山林众居开垦，乃形成新的运动。唐初傅奕排佛，声称当时有僧尼二十万；律师道宣加以反驳，谓佛到二众加起来不满七万。由北朝一隅的三百万，骤降到全国总计的十万上下，那个绝对多数到哪里去了？去路之一，就是躲进山区，不但国家无法统计，也未官寺僧侣所罕知。 最早被发现的山居禅众，是隋唐之际，在黄梅双峰山聚众五百，隐居三十余年的道信僧团。稍晚一些，有在牛头山常居百余人的法融僧团。道信传弘忍，后来被禅宗奉为五祖，其禅称“东山法门”，得到武周国家的正式承认。禅宗首次成了合法僧团，立即风靡全国，禅群层出，山头林立，终于形成为中国佛教中拥有徒众最多、影响最大的一大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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