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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会被世人称誉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清季中国佛教典籍，自经过太平天国一役以后，几告丧失殆尽。杨文会初学佛法，．有感于经典缺乏，于是发心刻出木版藏经，以广流传。清同治五年(1866)，约同道十余人，募捐集资，于南京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近代佛教文化机构——金陵刻经处，从事刻经事业，刊印了第一部佛书《净土四经》。为了发展刻经事业，他在1897年，将自己的住宅，捐给了刻经处，作为永久流通经典之所。这是他对中国近现代佛教最大的贡献，有评论说：“杨居士的创立金陵刻经处，不仅是中国佛教盛衰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佛教存亡的转折点。”*金陵刻经处，是一个兼有出版、发行任务的佛教文化机构。它的成立，对于近代佛教的传播、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北京、天津、重庆、常州、苏州、广州、杭州、福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刻经处或佛经流通处。刻经之风遍及各地。先后刊印了数量可观的经典，对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杨文会最早提出效法西方宗教兴学办法，以，产兴办新式佛教教育，并且率先提倡。先后在金陵刻经处兴办“佛学研究会”与“祗洹精舍”两个组织。前者为居士界研究佛学的聚会，后者为训练僧众的学堂。“祗洹精舍”是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佛教教育的学堂，其课程除佛学之外，兼授国文、英文等世学。金陵刻经处，及其所附设的研究会与祗洹精舍，是当时佛学重心，自然也就成为佛教界人材荟萃之地。欧阳渐、梅光羲、李证刚、桂伯华、仁山、智光、太虚等人皆出其门下。杨文会致力培育佛教人才，造成教内外学佛研佛之风气。为现当代中国佛教埋设了火种。有学者称“从近百年来的佛教发展史看，杨仁山是一位使佛教起死回生的枢纽人物。” 在社会骤然剧变的大格局下，僧团内部更多地进行反省，力图通过自身的改造、调整，来回应时代的演变。僧界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出白杨文会门下的太虚。太虚早年曾人金陵刻经处祗洹精舍，从杨文会学佛半年。后来他又景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学者的革新思想。民国以来改革复兴思潮激发了太虚以佛法救世救民救国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促成了他发起改革佛教的宏愿。他曾于1912年组织了佛教协进会，并与释仁山合作，想把镇江金山寺改为佛学堂。但由于佛教界传统势力的阻挠，未能成功。1913年2月，在寄禅法师追悼大会上，太虚为了挽救佛教的危机，针对当时佛教丛林存在的积弊，首先提出了“教理”、“教制”、“教产”的三大革命主张，号召重视人生、社会，复兴佛教。1914年，太虚大师到普陀山闭关三年阅藏，将其佛教改革思想加以整理，撰写了《整顿僧伽制度论》。出关后，他立下了整顿僧制的心愿，高举佛教改革的旗帜，提出“三种革命”，开始了他为时30年的改革实践和弘法事业。 太虚大师所谓“教理革命”，其重心在革除已往佛教，专为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政策的工具，以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要以五戒、十善为人生基本道德的善行，以此去改善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增进人类互助、互敬，完善社会制度，使人人能注重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展开求进步，以道德来美化人生、发挥人生本有性能，人人都可以成佛，排斥类似神道设教及专向死后问题的探讨。 所谓教制革命，太虚大师在所著《僧伽制度论》中，作了专门的论述。这也是三大革命的重点所在，目的在于改革僧伽制度。以后他又写了《僧制今论》、《建僧大纲》等。太虚大师反对深受家族制度影响的寺院住持制度和传法制度，反对把方丈当作家长，将徒众当作子弟，呼吁将传承制改为选贤制，主张从佛教学院中选拔优秀僧人住持寺院，使其适应时势，成为合理化的现代僧伽制度，建立真正住持佛法的僧团。以见和同解，利和同均，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戒和同修，意和同悦的精神，使僧团成为弘扬佛法的中心。他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以全国十万僧伽为准，构想了一个僧制的组织蓝图。以他的设想，全国设立一个“佛法僧团”，它是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总摄僧俗，各省设立一“持教院”，是为一省佛教团体机关，省下设“道区一级”，按八宗(清凉宗、天台宗、嘉祥宗、慈恩宗、卢山宗、开元宗、少室宗、南山宗)建各宗寺，作为八宗的专修场所。每县则设“行政院”(县佛教团体机关)一，”德苑”(专修经忏法事)一，“尼寺”(专住比丘尼)一，”莲社”(通摄一县善士信女共修念佛三昧)一，“宣教苑”(宣讲于乡镇)四。此外，还将建立各种教团组织，如“佛教正信会”、“佛学研究社”、“佛教救世慈济团”、“佛教通俗宣讲团”、以及“医病院”、“仁婴院”等等。我们说，这是一套完整并富有启发性的理想僧制，但由于这种想法距离当时现实僧团实际太远了，最终难以付诸实施。 所谓教产革命，就是使佛教财产成为十方僧众所共有，不为少数住持所私有，要用之以供养大德长老，培养青年僧材和兴办各种僧教育事业，如办学校，医院，工厂。在这三大革命中，自然是以“教制革命”为其重点所在，因为只有培养出合格的僧伽，建立起严格的组织制度，“教理革命”和“教产革命”才有可靠的保证。 太虚大师有两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萨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他倡导整顿僧伽制度，力图补偏救弊，主张统筹全局。他的这一主张，吸引了当时社会上及教内的大批有识之士，参与其所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在他计划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项重点。他在《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一文中说到：“中国向来代表佛教的僧寺，应革除以前在帝制环境下所养成流传下来的染习，建设原本释迦佛遗教，且适合现时中国环境的新佛教。””具体来说，大致是：一、革除：革除历代帝王利用神道设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传产制。二、革改：革改遁隐为精进修行，化导社会；革改度死奉事鬼神为资生服务人群。三、建设：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设中国僧寺制；更收新化旧建设中国大乘人生的信众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风化的国俗及人世。这三项主张，是太虚毕生从事佛教改革运动的总旨趣。但总的来说，他的革新计划没有得到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佛教内部强大势力的阻挠，传统力量过于强大，并认为这些改革的主张是离经叛道。他晚年写有《我的革命失败史》对自己的改革运动作了总结。 三、念佛不忘救国 19世纪末掀起的佛教复兴运动，于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潮。40年代后，由于日寇侵凌，国难当头，国人被卷入救亡图存和内战的硝烟炮火之中，佛教复兴运动举步维艰。所以抗日烽火中的中国佛教徒可能是佛教与现代中国社会关系中最为动人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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