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述，道教是在中国蕴育成长之宗教，其思想在中国社会必然具有一定之影响力。例如《太平经》这部道教初期的经典，便明显谈到符咒之功能，认为其可以疗病、去邪求福。又说：应行斋戒、首过、祈禳、诵经等敬神活动。此外，当然亦重视方术、服气、养生之道。此中之自首悔过，禳灾求福，本是中国礼教中，人性自然的表现，但此心理亦成为道教的中心理论。如汤用彤先生之看法：

　　又悔过自责，得除罪增寿，固早为道教《太平经》之要义。汉末黄巾亦教人自首过失，人之功过常有天神下降按巡记录，为中国道教之一中心理论。

　　可见，悔过除罪在道教思想中是极重要的一环。此从明代所编的《道藏》中，有关灭罪经典及宝忏之仪轨众多，几乎分布于「三洞三十六部」之中，可得证明。此类斋仪忏法等科仪制度的著作，乃归于「威仪类」中，此类书最多，大约有六百卷左右。但由于《道藏》之分类，体例杂乱，检阅不易，又道经作者，几乎不署姓名，更常声称出自神仙之作。因此，虽知六朝时代道经蜂出不断，但对于这些众多道教忏仪之年代与作者却不得而知。

(三)时代及王室背景
　　由上述儒家、道教之忏悔思想背景中，可知中国在秦、汉之际，已盛行祭祀仪礼，与鬼神崇拜。并有卜筮、占星、神仙等宗教仪式。到了佛教传入之初，与之同时的道教创立。此间，正逢东汉末年之政治腐败局面。由于天灾人祸，使得百姓饥馑、流离无依。继之，黄巾流民暴动，人民更是深陷悲惨苦难。在此仿徨恐惧的现实煎熬中，众生心灵自然需要一些能超离现实的慰藉。此等需求，恰巧为佛教提供了一弘扬的时机。尤其佛法中，无常苦空、因果业报的道理，适时抚慰民心。因此，此期民众之佛教信仰，乃不免依循民间及道教传统，以消灾免祸为目的。尤其祈求现世苦难的免除，愿藉忏过而求福的心理，可谓信仰佛教之重要目标。如此背景下形成之悔罪思想，在接触佛教经典阐扬之忏悔义理时，自然能够因应其要求，而亲切地接受，因而促成中国佛教悔罪思想发展之契机。

又佛教自西域入境中原后，历经近约三世纪的时间，才在译经渐备，各家学说法义争鸣的两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地落实下来。但此时的中国，却又历经了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三国军阀割据、西晋八王之乱、南北朝长期分裂、五胡十六国之长期混战等，残酷血腥、流离失所的民族苦难期。在如此动荡不安的时代，人心极需仰藉宗教关怀，抚慰战争的伤痛。为政者更需依赖宗教，为自己掠夺之政权安定民心，并藉宗教力量辅助政治，以祈长治久安。此时，佛教亦在适当机宜下，深入上层社会乃至群众中，提供一心灵安定处。由于时代动乱的背景，人心无不希求消灾免难，灭罪增福。因此，王室贵族之忏悔灭罪思想，自然应运而生。以下则从僧传中举出实例来说明此消灾求福之忏罪心理。

　　中国本具儒家思想等深厚之文化传统，因此佛教的弘传实属不易，故教义阐扬除借重「格义」之功外，西域僧侣的神奇行止，亦颇能迎合为政者的心理。由于神僧之灵验事迹，使得统治政权者，深信其法术可为己禳灾求福，为国祚求久安。基于此功德利益，中国自三国时期，及至六朝的多位君王，因此归入佛门，接受高僧教化，愿悔过不杀或真心求忏。此在梁?慧皎《高僧传》中，便有许多相关记载。首先，是卷九的〈佛图澄传〉，其中叙述「善诵神咒，能役鬼物」的西域僧人佛图澄(231-348)，为悯念苦难生民，以神变咒术、星象预言等善巧手段来感化残暴滥杀的石勒、石虎之种种事迹。他以善恶报应、慈心戒杀、事佛获福等理，劝谏后赵的统治者，而使百姓免于涂炭。因此，慧皎亦给予高度评价：

　　澄公悯锋镝之方始，痛刑害之未央，遂彰神化于葛陂......终令二石稽首，荒裔子来，泽润苍生，固无以校也。

　　故知嗜杀凶残的为政者，须先令其信服于神异道术，才能引导善恶报应之理，令之对罪报生畏，而有所收敛。关于《僧传》「神异篇」，是慧皎大师对《僧传》所分的十类之一。前三类为译经、义解、神异。对于此分类顺序，其在第十四卷中说明为：「传译之勋，或逾沙险，或泛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开明一焉是赖，兹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开神，则道兼万亿。通感适化，则强暴以绥。」故知，慧皎大师对译经法师之功，崇佩至深，因此列为篇首。至于「义解」与「神异」之僧伽，亦各有其功勋，所以列为十篇之二、三。尤其是神异僧，对于顽强众生，更须以其神通作为教化之方便。因此《梁高僧传》中神异篇之僧人，在佛法初传时，藉其灵验奇瑞的神通，调伏刚强顽暴之徒，令其悔过迁善，信受佛法，确有其时代之必要性。

　　除以神异为方便外，僧传中亦多记载忏罪的感应事迹，例如卷一之〈康僧会传〉中，亦记载三国时代的译经师 –– 康僧会(？-280)精诚礼拜，终于感现舍利，使吴王孙权相信佛法。并兴建第一座佛寺「建初寺」，令佛教开始传入南方之事迹。尔后，昏暴君主—孙皓即位。欲毁佛寺，将佛像置于不净处，并以秽汁浇灌取乐。不久，孙皓全身肿大，彻痛难当。后经虔诚烧香忏悔，叩首自陈罪状，才得舒解。此时，自觉惭愧地向僧会法师，请问罪福之因。虽然，僧会在吴国极力弘扬正信佛法，但因孙皓生性粗暴，不及妙义，故仅以因果报应等佛法开导之。

　　又卷十一〈竺昙猷传〉，记载东晋习禅僧人竺昙猷，其具神力，曾乞食咒愿，而使食中蜈蚣跳出。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376-396)出现「妖星」，「帝普下诸国有德沙门，令斋忏悔攘灾，猷乃祈诚冥感。」之后，果然该星退去。另同在此卷的〈释玄高传〉，记载北魏僧玄高(402-444)，为北魏太武帝拓拔焘，迎请为太子拓拔晃的老师。后因晃为父所疑，请玄高为其脱难，于是「高令作金光明斋，七日恳忏。.....焘于太子无复疑焉，盖高诚感之力也。」

　　另根据《历代三宝记》卷十一之记载，梁朝僧人宝唱，曾于天监十六年(517)作〈众经忏悔灭罪方法〉三卷，并在宝唱所着的八部作品后，加上说明：

帝以国土调适住持，无诸灾障，上资三宝，中赖四天......故天监中频年降敕，令中庄严寺沙门释宝唱等总撰集录以备要须。或建福禳灾，或礼忏除障，或飨鬼神，或祭龙王，诸所祈求帝必亲览。指事祠祷讫多感灵，所以五十年间兆民荷赖缘斯力也。 (推荐访问: 纯正净土法义，网站:无量光佛教网，浓缩的才是精华:微信精选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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